May 8, 2023 16 min read 特刊文章

青年工人谈劳务中介：“好像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”

近些年，不论是通过网络应聘普工，还是去到工业区现场找工，和工人直接联系的往往不是用人单位，而是各式各样的人力资源公司，劳务中介，甚至个人黄牛。为了吸引工人，他们往往标着诱人的工价待遇，有的还承诺高额返费，并把工作说得轻松无比，食宿环境说的天花乱坠。等实际工作后往往是另一个情形——工作连轴转上厕所都要排队限时，饭菜难吃宿舍拥挤，工资还被各种明目克扣，想拿返费更有各种条件限制。感觉上当的工人想讨公道，却经常要面对企业不管，中介赖账的局面。

面对这些现象，我们不禁要问：近年劳务中介如此泛滥的背景是什么？中介的利润从何而来？它和公司、工人的关系实质是什么？工人都遭受了劳务中介怎样的盘剥？又是如何反抗这层层压榨的？为此，我们访谈了几位工人和中介，并梳理了相关资料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了解这些问题。今天是系列内容第二篇《青年工人谈劳务中介：“好像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”》，此前我们还发布过另一篇《我所经历的劳务黑中介：层层克扣、暴力恐吓》，同样欢迎阅读参考。

劳务中介好似与企业勾结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

郑州富士康工厂，这座全球最大的电子生产基地，拥有数十万名员工。然而，在这个人员庞大的工厂里，正规的招聘渠道却已经被庞杂的劳务中介所取代。Hunter是这里的一位工人。他去年曾离开这里寻找其它机会，但今年经济不景气、找工难，他又不得不回到这里的流水线。多年来，Hunter身边不少朋友被黑中介欺骗，也听说不少劳务中介的劣迹。他下定主意尽可能不与劳务中介接触，而是通过工厂的正规招聘渠道入职，但这样的渠道在近十年内已经逐渐消失。

“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有中介存在。可能在国外，劳务中介是正经公司，但在中国它已经变了性质，成为了类似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。”

根据Hunter的说法，三四年前，劳务中介曾在郑州引发一起悲剧，造成了多名工人跳楼。当时，富士康招工时，先将派遣费6000-8000元支付给劳务中介，再由劳务中介发放给工人。随着工作量的增加，工人的返费也越来越高，旺季高峰时达到了9000-10000元。

可当年的6、7月份，几千名工人被劳务中介招募进入富士康工厂。由于工人们的返费总额不小，有的黑心劳务中介们拿到工厂给的钱干脆直接跑路了。很多工人辛辛苦苦工作两三个月，却无法拿到应得的返费，心里接受不了，选择了跳楼。这起悲剧或丑闻发生后，富士康改变了做法，后来把返费直接给员工，才避免了劳务中介跑路的问题。

“这种事情说明中介是没有监管的，无法无天的。” 拿了返费就跑路只是劳务中介“黑幕”的一角，Hunter还提到了一些劳务中介透过扣押身份证、提供身份证来变相养“奴隶”的恶行。“深圳有三和大神，郑州这块也有类似的人，他们没有钱、没有工作，偶尔打一次工。有些人连身份证都没有。” 当这些没有身份证的工人需要工作时，劳务中介就出现了，他们会提供一批身份证给这些人冒用，让他们进厂打工，工资也要分给中介一部分。而他们的身份证哪里来？黑中介经常会扣押一些工人的身份证，身份证可能就来自这些渠道。

根据Hunter的描述，现在小厂招工都被中介公司垄断了，大多都是小时工、临时工进厂。大多的工厂都会选择跟他们合作，导致原本正规的招工渠道就没有了。富士康虽然也有自己的招工渠道，但是他跟中介合作后尝到了甜头，就一直跟中介合作，逐渐也被中介招工取代。

而这个甜头到底是什么？是省去的五险一金社保费用，也是发生劳动纠纷、事故后的各种危机成本。原本工厂招聘正式工，这些都是除了工资之外的庞大成本，现在即使额外支付了返费，工厂仍然可以省下不少钱。另外，招募工人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。富士康还有招工部门，但在小的企业，它的人力资源部门都被压缩，就没有多余的人去招人了。这些企业就只能越来越依赖中介公司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如此，正规招聘渠道已经越来越罕见。Hunter还提到，现在国内招聘网站也是假消息满天飞，背后都是中介。投简历的时候，一般人以为是公司的HR人资，但投完就会有一群中介联系你。

这样的垄断让劳务中介权力越来越大，Hunter发现现在中介不只做企业的生意，也做政府的。去年郑州富士康暴动后，郑州港区每个路口都有两三个看似是警察的人员。但实际上，他们大多是中介招聘的临时工，并不是真正的警察，一天200块。

临时工制度强化了工厂内的“酷刑”，让工人更没尊严

王新也曾在郑州富士康工作过，但现在他已经受够了工厂内恶劣的管理、没有尊严的工作。对他来说，中国工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尊严。而这样的情况在劳务中介、返费、临时工这一整套机制运作后变得更加严重。

“在富士康，你要是想去厕所撒尿，工作12小时里面，上午只能去一次，下午只能去一次。如果你去超过2次就会说你。” 王新以上厕所的管制为例，他认为人喝水多了肯定想上厕所，这是正常生理需求，却被工厂否定。因为工厂里人被当机器，不被当作人对待。多年前，他曾在广东一家电视机厂工作过。当时，产线上一位大姐40多岁，工厂不让人家上厕所，导致她最后尿在裤子上，周围的人都嫌臭。“那时候我才20岁出头，还年轻，但当时就有意识，觉得工厂怎么能这样。”

这样的事情让王新没法忘记，也让他坚定要捍卫工人的权利，至少是自己的生理需求。之前在电子厂工作时，他每次去厕所都要跟线长吵架。按他的话说，“就算不干了也得让生理需求满足，你必须让我去厕所”。在富士康，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少数，每个月都会发生底层员工跟线长的矛盾，层出不穷，许多都是员工受不了压榨打了线长。

十多年的打工经历中，王新经历了工厂用工逐渐从正式工转向小时工、派遣工。现在，郑州港区富士康附近目前有七八十家中介，进任何一家中介最后都可以进入富士康工作。而产线上临时工也是绝对的主流，旺季时100个人里派遣工90个，正式工只有10个。因为派遣工工资一个月6000块钱，正式工一个月只有3000-4000块钱。大家都不想要当正式工。

这样的转变又更加助长了工厂的黑管理行径。一方面，许多有孩子、有家庭的工人为了高额返费进厂打工。线长等管理人员就可以透过返费来拿捏、要挟工人。虽然正式工也遭遇同样恶劣的管理，但返费奖励成为了额外的控制手段，许多工人一再忍耐，怎么样被打被骂被羞辱也要干满三个月。

另一方面，从结果上来说，临时工体制是符合现在的工厂的管理制度的。王新将工厂管理视为“满清十大酷刑”：“你想想，工厂那种环境，想要在一个厂一直待下去，就得一直忍受满清十大酷刑，谁能忍得了？最多做三个月那就是极限了。现在有人号召脱掉孔乙己长衫进厂，但那种恶劣的工作环境，不只大学生，很多初中高中毕业生都不愿意。”

于是，在临时工化之后，工厂的管理更加肆无忌惮，工人们也因为短期、临时的性质被迫忍受了更高强度的压迫。忍不了，就出来透透气，休息休息，然后等到没钱了，再次像候鸟一样，去下一个工厂再次忍受一轮压榨。返费，工厂说这是给工人稳定工作的奖励金，但其实更像是工人遭受的痛苦、失去尊严劳动的损失费。

中介发达背后是看不到希望的一代年轻工人

工厂选择中介是为了节省成本，在短时期内获得更多的劳动产值。但工人为何选择这些形形色色的、他们深恶痛绝的劳务中介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固然，高额的返费奖励，钱是主要诱因，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？或者说，争取高额返费背后的动机是什么？

Hunter觉得这与中国工人的人口结构有关系。原来去工厂打工的人是初中不上学、高中不上学的，现在的主体其实还是当初那批人。只不过，十年前他们18、19岁，现在28、29岁。这一批年轻工人伴随着工厂用工制度的转变，“比较务实，不看好企业。不想要在公司长久发展，看不到在工厂工作的希望，只能顾眼前利益”。而劳务中介的高额返费奖励则暗合了这种看不到希望、对于长久发展没有期待的精神状态。

“富士康刚开始流行返费的时候，小时工、派遣工都是被歧视的对象。现在反过来了，在富士康当正式工才会被歧视，一个月才挣几千块钱，能干啥呀。”Hunter观察到，这种拥抱小时工、派遣工的转变也是一个过程。这种转变可以被理解为对企业、工厂的消极的拒绝：对于公司没有情感、不愿意在这里花费太多时间，尽快赚到钱尽快离开。当发生争议时，例如去年富士康违背返费承诺，矛盾就会瞬间爆发，工人们选择玩命向工厂、劳务中介要钱，不惜直接身体冲撞。

虽然在工厂看不到希望，但还有不少工人想要努力寻找希望，找另一条人生路。不过，他们遭遇的可能是更大的失望与损失。王新就是其中一员，他辗转各地工厂工作了十多年，不是没有想过学习技术，有个一技之长，走上更有尊严的职位。他也真的去尝试过。

“我现在发现了，你越努力就越容易被骗，越躺平越不会被骗”。这句无奈的话是王新两次被培训/劳务中介欺骗后得出的结论。此刻他已经回到老家，决定不再学技术了，这是一条死胡同，只会让自己损失更多。

三年前，王新还在郑州港区富士康工作，逐渐地，他忍受不了各种非人的管理，开始萌生学技术的想法。于是，在58同城上，他找到了一份游戏制作的学徒工作，工资待遇丰厚，还包括了技术培训，只要表现优秀以后就可以转行进入游戏行业。满心期待地来到上海后，他却发现对方根本就不是公司，甚至连劳务中介都不是，而是一个培训班。对方承诺，只要学习满6个月就可以毕业，然后会负责推荐工作。没有钱交学费也没关系，这家公司只需要身份证和照片就可以帮忙办贷款。

王新同意了，贷款下来3万多块钱，学6个月。临近毕业时，他发现不对劲，公司说6个月培训还不够，课没讲完，需要他们再交钱，额外讲3个月。而且，同期开始的设计班已经毕业了，但他打听后发现这批学员全军覆没，一个都没找到工作。另外，他和同学发现贷款的分期平台也是一家黑平台，整起事件越想越像诈骗。最后，王新和同期学员一起向法院起诉了公司，获得了部分学费退款。但6个月花费的数万元生活费，损失的时间精力都不再能找回来了。

去年，王新仍没放弃学技术这条路，他找到了看起来更靠谱的职业——学挖掘机。一家混合劳务与培训的中介向他保证，学完了包分配工作，学徒期至少3000以上的工资，等有经验了之后上万元工资不是问题。然而，同样的路数再次发生。刚学一个月，他就发现之前毕业的学员被分配的工作别说3000月薪，连2000都没有。甚至还因为被老板说技术不过关，工资被降到了1000元。

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，王新已经看透了这些以学技术为名的骗局：“找工作的人多，学设计的大学生都不一定找得到工作，更何况我们。挖掘机也是夕阳产业，已经不行，而且工地太脏，各种巴结送礼，还没工厂干净。” 在这两次经历中，他的同学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，有厨师、工厂工人、专科生、高中初中毕业生，甚至还有学地质的本科生。他们都想要靠着努力习得一技之长改变身份，但这样的努力反而成了各种中介的财源。

“现在我打算先躺平，之后，有可能，我会再去富士康工作” 谈起未来，王新这样说道。而Hunter也依旧在富士康打工。

访谈&整理：非洲大蜗牛